【热点关注】治理体系一小步 营商环境一大步

原创 张旭东

■ 张旭东

《财政部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>第十九条第一款“较大数额罚款”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明确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大数额罚款”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。《意见》将于春节后施行。

笔者认为，该文件的出台解决了困扰市场主体、地方财政部门许久的法律问题，对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、规范政府采购执法行为将产生积极影响。

政府采购领域的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问题由来已久。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，“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”是供应商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。但什么情形属于“重大违法记录”的问题，直至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出台，才有了解释，即“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”。然而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，又创造了另外一个问题：多大数额属于“较大数额罚款”？

此前，对于“较大数额罚款”的判定，一直是根据听证标准来认定的。但这里存在一个疑问：由于各地听证标准不一，那就有适用原行为发生地听证标准还是现执法地听证标准的问题。如果适用现执法地标准，很可能带来这样的问题，同一个被处以罚款的公司，在甲地参加政府采购被接受，到乙地则可能被拒绝。另外，政府采购监管工作人员还要时刻搜寻和掌握全国各地的听证标准。

比上述疑问更大的问题是挂钩体制带来的后患。由于各地听证标准不统一，执法标准也不统一。根据相关研究人员前几年的统计，北京规定的“较大数额罚款”听证标准是3万元，上海是5万元，天津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最高限额的50%（含50%）为听证标准。这种数额差异显然已经不能用经济发展程度和物价水平作为解释，而构成实质上的执法标准混乱。如，同为东三省，黑龙江、辽宁的“较大数额罚款”听证标准是1万元，吉林是6千元，而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浙江，是按照不同系统对“较大数额罚款”的听证标准加以区分的，比如，教育系统、无线电管理系统关于企业的“较大数额罚款”听证标准最低为5千元，民政系统、散装水泥管理系统关于自然人“较大数额罚款”的听证标准最低仅为1千元。

将“较大数额罚款”判定与听证标准挂钩，这是政府采购领域的一种特殊做法。笔者曾经亲历过这样一个案例：某公司于2020年5月因违反招标投标法被江苏省常州市住建局罚款10万元（低于招标投标法规定的5‰下限标准，系减轻处罚）。之后，常州市住建局于2021年9月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违法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，未造成重大后果，属于一般失信行为，即该公司在常州市住建系统招投标领域的投标资格不受影响。但该公司在外省政府采购领域进行投标时，却被财政部门认定：罚款数额10万元已超过《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则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听证标准，为“较大数额罚款”，继而认定三年内有“重大违法记录”，取消中标资格。本案引发我们的思考是：在原违法行为发生地、发生业务领域，该行为受到的处罚不利后果比较轻，而衍生到政府采购领域，其不利后果反而较重，这究竟有无必要？是否合理？

其实，从法理上分析，听证贯彻的是程序保护原则，出于保护当事人程序性权利考虑，各地制订标准都倾向于就低。而将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与听证标准挂钩，导致原违法行为发生地、发生领域程序性权利保护越到位，政府采购领域被认定重大违法记录风险越大，这显然是违背法治精神的。

因此，《意见》针对实务弊端，让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与听证标准脱钩，解决了原挂钩体制下标准不一、小额罚款被认定重大违法记录等问题，从制度上维护了法治精神，优化了营商环境，体现了财政部作为最高级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担当和作为，可谓治理体系一小步，营商环境一大步！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财政厅）